在4月4日举行的2023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发表题为《新形势下扩大需求要与时俱进，转换机制》的演讲。

要重振经济，重提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但是需要研究，这个需求还是过去的需求吗？

首先来看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OECD国家与中国相同的发展阶段的终端需求产品（简称GFP）的对比。有三个结论：第一，居民消费方面，中国的居住、出行、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等比例偏低，卫生社保福利、教育等比例偏高；第二，政府消费方面，中国的卫生社保福利比例较大幅度偏低；第三，投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和OECD国家同期的标准结构相比高出一倍以上，房地产高出三分之一，社会服务比例偏低。因此，我们的终端需求产是有些偏离的。

我们再来看近年来中国需求侧出现的一些重要结构性变动。

一是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居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地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体育等发展型消费拉动。扩大消费肯定得增加收入，增加收入就要增加生产。疫情期间有部分低收入人群生存型消费水平降低，但是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和收入增加，这些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或解决。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脱贫后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增长越来越多的与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发展型消费相关，疫情冲击并未改变这一变动态势。具体来看，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医疗、保险、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费支出中增长较快的是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等。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而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者公共服务方式，如社保医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发展型消费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密切相关，给劳动者提供安全性、流动性、稳定性，提升体力智力水平，进而提升人力资本。所以，发展型消费既是消费，但可以看成是投资，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二是投资格局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应关注除了基建之外的服务业投资。投资中传统的“三驾马车”，即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格局已经发生改变。近期服务业投资比重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上升到了第三位。分项来看，房地产投资下降是符合规律的，房地产全局历史需求峰值和都市圈城市圈的结构性需求峰值都已经出现，前一阶段的问题在于下降的幅度过大。从全口径数据看，用不变价同比来计算，从2021年的7月份以后，房地产投资已经出现负增长，最低的时候接近负20%，这很不正常。所以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2023年1、2月份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基建投资的比重呈周期性波动，有比较明显的政策工具特性。需特别关注的是除去基建后的服务业投资，近些年稳中趋升，即使在疫情期间也表现出较强的稳定增长韧性。采矿业投资比重下降，但农业投资比重近几年呈上升态势。

三是投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基建投资中，增长重点是信息传输、环境、公共管理、水的生产和供应等行业，传统的公路、铁路、电力热力等行业下降。制造业投资中，增长较快的有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医疗、专用制造设备、仪器仪表等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服务业投资中，增长较快的有社会保障与福利、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娱乐、银行和其他金融、商务服务等领域，与发展型消费紧密相关。

四是出口也呈现出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部门比重上升的态势。增长较快的也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如计算机、电气机械、化学原料和制品、专用和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等。传统的纺织、家具等保持稳定。另外，中国进入发达国家高端市场的能力增加，如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等。

因此，消费、投资和出口，重点是消费和投资，已经发生了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所以，扩大需求要立足新的实际，形成新的共识。争论重振经济靠消费还是靠投资意义不大，真正的问题是现阶段消费和投资增量扩大的部分是什么，增长机制是什么。过去两三个月中，疫情影响的接触性消费和受疫情影响收入下降而制约的消费正逐步恢复。所以，下一步着眼点要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消费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是以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与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发展型消费。

一是与基本公共服务捆绑的发展型消费潜力巨大。其中，最大的短板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问题，补上这个短板将会释放巨大的需求增长潜力。如果能够解决进城农民保障性住房需求，将拉动从建材到家电、装修几十个行业的增长。同时，完善社保体系有利于稳定预期，增加流动，减少过度储蓄，增加消费。医疗、教育将有效提高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水平，成为高质量供给的基础。将农民由流动状态到“稳下来”有助于稳定预期和长期主义，培育工匠精神。最近的一些发放消费券等扩大需求方式，存在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问题。过去曾有过的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比如家电下乡，实际上是寅吃卯粮，跨周期看并不能增加消费，还可能加大供求波动。近期各地出台了数以万亿计的重振经济计划，几乎没有看到支持基本公共服务，扩大消费，尤其是解决农民工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的规划。拿出其中十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所带动的需求将会明显大于被替代的投资需求。即使从短期扩大需求看，这样做也是合算的。因此，建议在脱贫攻坚战之后，实施为期三年的进城农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战，并以此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二是投资的老“三驾马车”，即制造业、基建、房地产，转向新“三驾马车”，即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大量使用钢材水泥土木建设的大型建安工程时代的峰值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的基建和房地产主要与城市化进程相关，如果还要投，重点在都市圈、城市群范围，这个地点很重要。但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建安工程类的大型项目上，不符合实际需求，也往往是低效率，可能形成新的烂尾工程，更会耽误更紧迫和重要的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新“三驾马车”的投资重心要尽快的转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制造业中是体现技术进步的设备投资，服务业中是以发展型消费相配套的投资，还包括数字技术和绿色创新投资。

三是稳制造业比重就要稳出口。稳定和扩大出口，争取尽可能多的外需仍然很重要。如果我们要稳定中国制造业的比重，除了满足国内需求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满足国际需求的。稳定制造业比重，意味着在全球竞争中具有相对优势，客观上要求稳定出口比重，出口比重稳不住，质量上不去，制造业必然过剩。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保持出口比重稳定，则要求相应提高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我国出口产品要不断扩展中高端市场，重点要提高发达国家中高端市场的占有率。

四是发展实体经济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准。实体经济是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有人认为金融、房地产、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但事实上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数字经济是全球近来的新潮流。我们需要反对和抵制人为制造泡沫、自我循环、商业欺诈、行政性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这些行为与提升要素生产率背道而驰。另外，包括制造业在内的部分实体经济，也存在严重过剩、效率低下、缺少竞争力问题。我们需要发展的制造业是符合市场需求，是与生产性服务业密切结合，与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深度融合的制造业，这样才能有长久稳定的国内外竞争力。因此，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反对虚拟经济，不是简单的否定某些领域和部门。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准，防止误解走偏，这样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

五是政府应在消费方面管的多一些，投资上管的少一些。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应作出重大调整，增加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支出，相关领域的发展机制要相应改革，逐步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投资的着力点要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要改变见物不见人、人力资本投资不如物质资本投资的看法，真正转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轨道上来。政绩考核要更加重视人均指标。总量指标的局限性是，容易造成对人均水平的误判。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获得感，是以每个个体为基础的。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人力资本，要把人均指标、结构性指标放到优先位置，国内国际可比较。

最后，新时期的改革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把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有效结合。有人会说，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还有这个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不同的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流。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农村联产承包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这样的问题，而现阶段面临的则是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仍然有大量的问题在北京的办公室找不到答案，在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同时，鼓励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短期内看不准、有争议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基层先行先试，通过试错找到对的办法，总结提高后再大范围推广，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二十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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